（非常想当然的）法正家学考
今天也来给小翅膀填填土。
最近考察到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法氏迁居扶风的缘由，我觉得值得记录一下。
《后汉书·法雄传》记载，法氏是田齐襄公田法章的后代，在汉宣帝时迁到扶风。这里涉及到始于高祖刘邦的一个不知道是骚还是神的一波操作：强本弱末。
“强本弱末”，主要手段就是迁徙关东大族到关中，是刘邦的一个幕僚娄敬（刘敬）提出的。根据《史记》的记载，娄敬曾建议刘邦将都城定在长安。但是长安的问题在于，西有匈奴之患，东有先秦六国旧贵族割据的风险，于是娄敬又建议，将关东大族迁徙到关中：
“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後，及豪桀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
刘邦听从了娄敬的建议，迁徙了上述贵族十馀万口到关中。其中就包括田齐的公族子弟们。由于齐国实在很大，姓田的贵族巨多，于是刘邦凭着他实在不高的品味脑了一个办法：按照迁徙的批次，分别让这些姓田的改姓第一到第八。
用基友的话说，他自己都叫刘四了，你们也别想好~~
这个改姓实惨，所以好多姓田的在大汉灭亡甚至高祖狗带之后就改回去了，比如武帝的丞相田千秋。但是也有没改的，比如东汉初年的一位司空第五伦：
“第五伦字伯鱼，京兆长陵人也。其先齐诸田，诸田徙园陵者多，故以次第为氏。”——《后汉书·第五伦传》
田千秋和第五伦都是长陵人，就是当初被迁徙到高祖陵邑的田田们的后代。为什么说是“徙园陵者”呢？从高祖开始，汉代皇帝生前给自己修陵，并根据陵区所在地设立陵邑，将贵族迁徙到陵邑充实高端人口。《汉书·地理志》中这样解释：
“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於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於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
虽然不都是为了守陵，但“徙园陵”却得到了高祖之后五位汉帝的认同。于是在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尤其是“五陵”地区（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等五陵，以及宣帝杜陵也有很多），就云集了一大批六国遗老遗少、高官、功臣、富人和豪杰之家。大家都是纨绔子弟，比着有钱有权有风格，在汉帝坟头疯狂蹦迪，后来就形成了“五陵少年”的称呼，并在唐朝被发扬光大——如背诵并默写全文的“五陵少年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
当然，强本弱末也不能只让高端人口内迁，配套措施还包括低端人口的外迁边郡，搞生产建设兵团。
无论是高端人口迁五陵，还是低端人口迁边郡，都是国家出安置费。这种方式现在看起来有点荒诞且费钱费力，但是从实际上达到了你情我愿地防割据效果，不用特务手段也不侵犯个人隐私，个人以为是中国历史上巩固中央集权最明智的方法。今天天朝还是存在这样的行政管理理念，于是有了大院和兵团这样的存在，但和平年代国家就不会出钱了。
那么问题来了，作为田齐王室后代的法正为什么没叫第X正呢……实在太难听了容我吐吐。简单来说，法姓是田齐倒数第二个国君田法章的直系后代，而改名叫第X的田田们只是田氏公族，是法姓的远方亲戚。这里需要插播一段惨兮兮的故事：
公元前284年，孔明的男神乐毅率领五国联军攻占临淄，田法章的爹齐湣王实惨，本来溜掉了，却被楚国派来救齐的淖齿用十分残忍的手段杀死，太子田法章跑去太史敫家避难，顺手撩了太史敫非常有性格的女儿，即后来的君王后。田法章复国后，齐国又苟了一段时间，终于在著名的公元前221年，田法章之子田建投降秦国，被饿死在小树林里。
田法章有史可查的儿子一共有两个，哥哥田建和弟弟田假，如果田法章没有其他庶子的话，我倾向于法姓是田建的后代，因为田假在秦灭齐后还高调跳跃了好多年，而法姓子孙在齐国灭亡后就隐姓埋名苟起来了。
齐灭国后，其他田姓贵族并没有改——姓田的那么多，出了五服就和秦国的敌人没什么关系了，所以无所谓。但是田田们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最终被刘四改成第一至第八，徙至长陵。而法法们还隐姓埋名地留在山东，直到汉宣帝时才被迁到三辅。《后汉书·法雄传》记载：
“（法雄）齐襄王法章之后。秦灭齐，子孙不敢称田姓，故以法为氏。宣帝时，徙三辅，世为二千石。”
二千石是汉代官秩的一种称呼，一般是九卿和郡太守的级别。请注意，在宣帝时迁徙的话，就和田氏家族无关了。法法们应该是到了宣帝时期，族中才凭本事出了高官或变得有钱。
至于为什么此前法法们寂寂无名，而汉宣帝会看上他们呢？请注意这个论述就非常的主观了，只是我的臆测——我觉得与宣帝少年时的几个重要恩人有关。
汉宣帝刘病已是巫蛊之祸当事人卫太子刘据的孙子，刚出生没多久就被武帝杀全家，自己因为太小进了号子，被治狱使者邴吉所救。宣帝的奶奶史良娣是刘据的妾室，邴吉将刘病已拜托给史良娣的兄弟史恭，而史良娣的母亲贞君可怜曾外孙，遂亲自抚养刘病已。
后来刘病已被收归掖庭抚养，掖庭令张贺给刘病已找了个老师东海澓中翁学《诗》，又找了个对象，就是许平君，夫妇感情非常的好。
宣帝的恩人邴吉、抚养他的曾外祖母史贞君都是鲁国人，许平君是（兖州）昌邑人，老师是（徐州）东海人。宣帝小时候是否在鲁国住过不得而知，但可看出他早年的朋友圈都是山东一带、齐文化圈的人，且羁绊非常深厚：
“曾孙（宣帝）因依倚广汉（老丈人）兄弟及祖母家史氏。”——《汉书·宣帝纪》
刘病已当了皇帝后，除了对刚出土的那位海昏侯刘贺不是很厚道之外，总的来说对恩人好，对人民也好，国家治理方面很优秀。这些与他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他成长于民间，了解百姓的疾苦；又受到很多山东人的照拂和教育，在文化上也受到了齐文化不可忽视的影响。
也许正是由于宣帝和山东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和文化联系，法正的祖先才在这个时候得到了提拔重用，迁居到扶风来做高官。
这么说可能有些牵强，但是在汉代那个信息并不畅通的时代，每个地区的文化氛围是不一样的。山东很可能是受到齐文化影响的余韵，在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仍然保留了多元化学术传统，所以我们看到宣帝为政与他的前任有很多不同之处，既不像汉初那么无为，也不像武帝那么能作。其人在对百姓和小动物方面倾向于保护和不干涉；但是在吏治上又非常的精明干练，又下诏令郡县选贤任能超过8次，甚至比特别有为的武帝还多。
摘录诏令如下：
“今春，五色鸟以万数飞过属县，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不许打鸟。
“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由是废乡党之礼，令民亡所乐，非所以导民也。《诗》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行苛政。”——不许郡政府禁止老百姓搞party。
“今吏或以不禁奸邪为宽大，纵释有罪为不苛，或以酷恶为贤，皆失其中。奉诏宣化如此，岂不谬哉！”——过犹不及。
“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不许瞒报统计数据。
可看出，宣帝的施政方式非常的杂糅，兼有道家的无为，儒家的尚賢及法家的明法度。汉宣帝非常不爽自己的儿子刘奭，因为刘奭从小在长安的宫中长大，颇好儒术。
（太子奭）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汉书——元帝纪》
如果以汉代的政治正确看，太子好儒术无可厚非，可见其实是宣帝自己有点另类。
有趣的是，宣帝风格鲜明的政治主张与多年后的法雄（法正曾祖父）不谋而合。
善政事，好发擿奸伏，盗贼稀发，吏人畏爱之。……雄每行部，录囚徒，察颜色，多得情伪，长吏不奉法者皆解印绶去。
郡滨带江沔，又有云梦薮泽，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大守赏募张捕，反为所害者甚众。雄乃移书属县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犹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兽不扰，皆由恩信宽泽，仁及飞走。太守虽不德，敢忘斯义。记到，其毁坏槛阱，不得妄捕山林。”是后虎害稍息，人以狱安。——《后汉书·法雄传》
法正的爷爷法真是个经学大家兼隐士，爸爸是司法机关公务员。如果以汉宣帝作为一个标准的话，我就愈发武断地相信，法法们一直都有传承下来的家学，与时代的总画风有那么点格格不入。
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士人的画风就越来越极端。而其实正常的人，就显得越来越背离时代。比如我的男神荀彧。俗儒看他的行为，要么就是忠汉守旧，要么就是以死成全曹操，在当时就众说纷纭，后世更是忠汉忠魏之论不休。但是看一下《荀子·臣道》，一下就明白荀彧所坚持的到底是什么了。
而法法们也是有传承的家族。我认为他们的传承来自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田齐威王搞得一个“百家讲坛”，由国家出钱赞助了许多当时有名的学问家，到国都临淄的稷门开讲座。一般认为稷下学宫开讲座的先生中，最多的是黄老学说，但是其他家的大佬愿意来讲，齐王都欢迎，给钱！包吃住！荀子在齐襄王田法章执政时期做过稷下学宫祭酒。男神们的祖先出现了奇妙的碰撞，诶嘿！
稷下学宫的画风包容开放，以黄老为主，兼容儒法等各家之学，对以齐国为中心的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学者认为汉初崇尚黄老是由于齐国灭亡后，稷下之学被传播到了关中。
稷下之学在西汉中期后逐渐不显。原因可能有几个，一个是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一个是汉元帝膜儒，再有就是战乱的缘故。以至于到了东汉，儒生的风格逐渐变态，不是举秀才不知书，就是墓道守孝两年生仨，或者变成喷子大V。这里不是说儒家不好，是什么东西变成一言堂都不好。
而法法们在黄老之学衰微、儒学逐渐变态的东汉末年仍然保留了明显的稷下之学兼收并蓄的传统，这样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法正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以及为什么他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
西汉的法法们算是赶上了迁徙关中的末班车。由于宣帝本人深受齐文化圈的熏陶，很可能和作为齐王后裔的法法们存在着文化上的高度认同，因此宣帝重用了法正的祖先，将其家族迁徙到扶风。
而到了汉元帝时期，高官大族迁徙关中的政策就被彻底废止了。宣帝没有看错，刘奭果然是个坑家孩子，因为这个政策其实是西汉定都长安的补充条款。长安地处较偏，西临匈奴羌胡等游牧民族，东面对关东的辐射力弱；停止迁大户看起来省了钱，但事实上令汉代在抵御西面草原民族侵蚀和关东豪族崛起上都显得愈发无力。到了东汉，关中被少民啃到长草，关东豪强崛起。后期中央无法控制，想重新捡起武帝时期的州牧监察制度，却直接搞崩了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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